“低價是核心競爭力”的年代

競爭是王，低價是刀

2004年，從西方和日本前往中國的航班上，有人注意到有一個新現象：這些航班上，出現了不少采購經理人和供應鏈管理者，他們的人數已經快趕上去中國做市場的。要知道在5年前，同樣的航班上，還是清一色去中國開拓市場的銷售。

這一轉變說明了什么？

西方和日本的大公司在中國為產品找市場，同時他們也開始找低價的產品或零部件供應商，2004年的中國制造具有20%～50%的成本優勢。

福特和通用兩大汽車公司早已發現，只要在中國采購一小部分的汽車部件，如地毯、電子器件、輪胎等，每年就可節省費用達100億美元。

最有代表性的是零售巨頭沃爾瑪。2004年，是沃爾瑪在深圳開設業務第十個年頭，這家以低價為核心商業模式的零售商對中國制造的采購，從6%一度占到40%（或更高），2004年沃爾瑪對中國產品的采購達到180億美元，這一數字占到中國輸美產品的10%。

雖然進口中國制造產品面臨巨額的物流和庫存成本，但一個零售商對麥肯錫研究員表示，刨去這些成本，中國制造依然保有20%左右成本優勢。所以除了沃爾瑪，當時知名的零售商Best Buy、Tesco和家樂福等同樣雄心勃勃。

消費者：既愛又懼

當中國制造紛至沓來，美國普通民眾作何感想？

2007年，美國財經記者薩拉·邦焦爾尼寫了一本暢銷書叫《離開中國制造的一年》，她以一個普通家庭一年不買中國產品的生活實驗來感受這股家門口的全球化。

作為財經記者，薩拉意識到普通人的全球化，就是這些在標簽上打著“Made in China”的臺燈、生日蠟燭、老鼠夾、臺歷……她發現如果不買中國制造，她就得放下9美元的中國童鞋，轉向68美元的意大利制造；同樣，如果不買中國制造的紐扣、電子產品、服裝、玩具、塑料座椅以及垃圾桶，著實需要經過一番努力，才能找到3-7倍價格的意大利制造、德國制造或者巴西制造。

當然，美國制造一直是薩拉的首選，但時常無功而返。

因為從1960年代開始，美國就不在本土生產兒童運動鞋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美國制造的臺燈，但是拆開發現，燈的零部件大部分是中國制造，后來才知道：美國本土不生產電燈開關等部件已經很多年。薩拉和很多美國人一樣認為，這是中國制造的原罪。

但是一年后，她還是宣布結束實驗，選擇與中國制造和解，因為中國制造是普通美國人的剛需。但這一年的實驗也給她留下了一個習慣——查看吊牌——從產地標識，她會想到這背后的行業競爭中，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我要關稅”的政策轉變

“關稅，我要關稅?！边@是2017年8月特朗普對剛入白宮當幕僚長的約翰·凱利表達的立場。

這一政策的最終落地也改寫了自尼克松總統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所謂接觸，就是在涉及兩國核心利益問題上進行持續地富有意義的對話。

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期間，雖然中美之間圍繞貿易也有諸多分歧，但一直有成熟的對華機制。2001年，布什政府予以中國永久貿易地位（permanent trade status），為中美兩國商品與服務的交換——有些貿易沒有關稅——打開政策通道，中國展開全球貿易也得以大步前進。

但自從特朗普上臺以后，對話機制擱置不說，美國不再與你討論問題，而且要懲罰你。

2018年3月，特朗普簽署公告對鋼鋁分別加征25%和10%關稅；2018年8月7日，特朗普公布對中國160億輸美產品特別是高科技產品加征25%關稅；2019年5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征關稅從10%上調至25%。

中美進主要出口商品

關稅傷害

關稅是一把雙刃劍。它固然滿足了被保護行業的利益，但是在犧牲其他商業團體的基礎上。首當其沖就是美國農民，因為每年25%的美國大豆運往中國，當關稅引發對等措施后，大豆的采購就無法正常進行，這也是為什么在“關稅傷害”的網站上發聲最多的是美國農民。

這種傷害情緒集中爆發就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聽證會上。2019年6月17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圍繞3000億美元輸美產品加征關稅召開聽證會，與會300多家企業和行業代表，90%反對加征關稅。據稱聽證會持續5天，不少美方代表拿出玩具、圣經、毛刷等樣品，反對加征關稅，反關稅戰的情緒之高，實屬罕見。

所謂“中國沖擊”

1990年代和2000年早期，得益于通信發展和遠洋航行，全球外包，加上各國下調關稅促進全球貿易，中國制造憑借物美價廉的優勢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車。

隨著中國產品的來臨，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享受到了更加實惠的日常產品，但同時也帶來所謂的“中國沖擊”。

就像薩拉說，中國不僅善于制造產品，也善于制造城市。這個東方大國的急速增長，令美國很多人感到恐慌。

“中國沖擊”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者David Autor和他的同事，他們在研究中國加入WTO后，中國制造的崛起給美國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力密集的低端制造業帶來的負面影響。

猶如1970年代開始，日本電子產品涌入美國市場，對美本土同類產品產生沖擊。

有所不同的是，21世紀初，中國產品主要限于服裝、家具、玩具、家用電子產品等更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行業。Autor認為當美國的產業鏈遭到沖擊之時，這些行業沒有得到任何政治與經濟的支持，再加上強美元的疊加效應，這些領域未做多少調整就自動放棄了在供應鏈的位置。

這也部分解釋了薩拉為何很難買到價格合適的美國制造的日常生活用品。

實際上，所謂的“中國沖擊”在薩拉出書的2007年之后已經在慢慢化解。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對外貿易走上快車道，這一擴張基本在2006年前后完成。

21世紀早期和1990年代初期，國際貿易始終處于保持平穩態勢，來源：NTY

同樣是2006年，隨著中美貿易赤字占美國GDP的比率開始保持穩定。90年代，美國跨境商品和服務占整體經濟的16%，到2008年最高時占到31%，此后就在這個基點徘徊。再看商品和服務趨勢會更加明顯，2007年全球跨境金融達到世界GDP的22%，但此后回落到2016年的6%，與1996年的水平相當。

所以，鋼鋁、玩具、兒童用品等方面，與其說是因為新仇，不如說是一場舊怨的延續。

問題在于，當今美國是否還有空間與意愿容納低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回歸？

關稅保護對美國就業市場的影響，來源：BBC

新全球化

蘋果2019年供應商清單

2019年3月7日，最新的蘋果供應商清單顯示，中國供應商總共加起來87家（其中中國臺灣46家），超過美國（37家）和日本（38家）；雖然我們看到蘋果向南亞和東南亞加大供應、在越南考察替代供應商等跡象，但依然可以看到2019年，產地在中國的供貨商增加了26家，總量達到380家，占到蘋果供應鏈的50%以上，所以，中國是蘋果最重要的生產基地。

中國技術公司的實力也不容忽視。中國連接器龍頭立訊精密（Luxshare），為蘋果運營8家主力工廠，現在已經成為富士康（臺灣）、和碩聯合（臺灣）、廣達電腦（臺灣）等不可忽視的對手。中國的歐菲（O-Film）技術，在照相機和接觸屏方面對SHARP、LG形成挑戰。

這也是中國科技創新的一個縮影。近幾年，國內科研投入從2000年的90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293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

中國已經成為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的全球大國，2017年的數據顯示，中國的手機銷量占到全球銷量的40%，電動車銷量占到64%，半導體消費占到46%，這都是全新的中國制造。根據摩根斯坦利資本國際指數（MSCI）的統計，美國信息技術領域14%的營收來自中國。

要知道這樣的成績是在美國推出各項技術管制措施和法案情況下實現的。

新消費者

在一個全球經濟融合的上升階段，數十億人日益連接，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消費者，正在期待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務選擇，這是一個新的消費需求。

全球中產階級的崛起不僅意味著對工作機會的競爭，同時還是對更高質量服務和商品的需求。美國布魯金斯學院高級學者Homi Kharas針對全球中產階級崛起，做出了一個劃分，他認為按2005年匯率，每人每天10美元收入計算，那么2018年，一個四口之家的家庭收入達到19000美元，就屬于中產階級。

按照此標準計算，1990年，只有23%的世界人口符合，而今天，45%的世界人口，也就是23億人口有能力消費全球經濟提供的好商品。

正在微信看文章的你，可能覺得用手機app打車、掃碼購物只是日常，其實已經是在參與推動一場全球化的經濟變革，因為你有新的需求。

新全球化 

相比于薩拉抵制中國制造的年代，如今考察中國與美國，乃至于世界的關系演變，技術已經成為核心議題。

全球經濟的連接水平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但是連接的細節和內容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Autor等經濟學家認為服裝、玩具等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產業回到美國是不切實際的，特朗普政府真正的風險在于對實際挑戰視而不見。

當全球化的連接模式，轉變為越來越多的人使用社交媒體、越來越多的公司雇傭自由職業者，越來越多小企業通過互聯網與其他公司連接，諸多跨境信息交流，已經不能體現在傳統貿易數據和資本流轉中，這種全球化模式的風險不在于讓工廠凋敝、工人失業，而是知識產權、數據安全以及隱私。

這種連接，切斷了還會重新連上，屏蔽了還會繼續再生，吵了還必須和好，和好了也會繼續爭吵，注意，這是一個新的特征。